① 扫黑除恶口号这么火，问政节目怎么没有问的

政治秀而已。

② 电视问政节目的举办说明了什么

5年来，越来越多的武汉市民积极参与到电视问政中，爆料、监督、提供消息、提出意见；官员们也将其作为发现问题、监督工作的有效渠道，认真解答市民质疑，找出工作中的漏洞，不断整改。

电视问政，从一档电视节目演变为问责、考核干部的平台，再到城市综合治理平台，不断创新形式，提高实效，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

从媒体问政到纳入年度考核

过去，电视问政的基本套路是这样的：播放记者和督察员暗访短片，相关官员现场接受主持人、市民和专家的提问，观众给相关干部工作打分。而如今的电视问政，已不再只依靠栏目组去发现问题、曝光问题。

③ “电视问政”发生在哪座城市是什么节目

央视新闻记者从点切入，以我市4月8日最新一期百姓关注的问政西安市教育局工作节目现场开篇。在回放的我市电视问政节目视频中，一位家长发问：“我给我儿子办的公立学校，花钱了，3万。”“前几年奥数奥语补习遍地开花，管都管不住。但是自从问政教育的消息一公布，你们忙活了一个月，把所有机构的补习班都关停了。看来补习班你们能管住嘛?那我想问，之前几年你们教育局都干啥去了?”另一位家长现场发问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提问的，除了主持人和现场的观察员以及媒体记者外，还有现场的群众代表以及场外的观众和网友。当日的电视问政节目，引发全城热议。节目上的犀利提问共有24个，毫不留情。

整场问政下来，100分的答卷，现场观众对西安市教育局满意率的打分是21.89分。面对这样的结果，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赵春平说：“今天大家能看出来我们交出的答卷大家还很不满意。但是我相信有全市人民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有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西安的电视问政开始于2016年4月8日，西安市房管局是第一家被问政单位。通过暗访等形式，公房小区环境脏乱差、窗口单位作风、保障性住房违规出租、商品房违规销售等问题被一一点出。西安市房管局局长夏俊山在现场四次道歉，11次作出承诺。节目最后，一位观众送给局长夏俊山一副听诊器当礼物。观众表示，希望夏局长今后多听一听老百姓的心声，给西安市房地产市场问问诊、把把脉。现场主持人也表示，希望夏局长用这个听诊器不仅要给房地产市场问问诊、把把脉，更要为市房管局这支工作队伍、工作作风问问诊、把把脉。

此次问政之后，西安市房管局连夜进行整改，对电视问政中提到的问题分类进行解决。市房管局局长夏俊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第一个是，马上就能做的，房管局立即就改了。包括老百姓数百个留言和我们立即需要整顿的都改过了。第二个是需要一些工程措施来做的，这在半年之内我们也做完了。比如说反映公房小区的改造等等这些已经改完了，同时需要制定一些长效机制这也陆续都制定完也坚持下来。

在夏俊山看来，电视问政是能够让老百姓参与跟政府部门对话的一种节目形式，对工作有着过去从未有过的促进。夏俊山说：“我们如果真心想老百姓之想，真心帮老百姓解决问题，电视问政就会是非常好的形式，而且说一些真心话，老百姓会理解你，也会支持你。”

而让西安市卫计委主任刘顺智最难忘的，是在2016年12月8日的直播中，他收到的市民代表赠送的“礼物”。市卫计委主任刘顺智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注射器，俗称针管，代表着人民群众希望我们真抓，真管。下了节目之后，西安市卫计委立即行动，对问政曝光的非法行医、微整形泛滥等问题进行整改，查处关停黑诊所77家、美容机构53家。作为卫生计生系统，要我们自己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我认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通过电视问政这个形式，督促我们使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不足，通过这种形式，我们的干部我们的职工，真正的脸红出汗，使我们能够自觉加压。”

不怕揭短亮丑

打造西安铁军队伍

央视报道说，目前，西安电视问政至今已播出20期，房管局、教育局、卫计委、食药监局、工商局、城管局等多个部门都被问政，这档节目也屡屡创下收视高峰，一档电视问政节目如此充满火药味，在以往同类节目中是比较少见的。在这背后，离不开西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市民对电视问政节目满意度如何?央视记者还专门走上西安街头采访了部分市民。

受访市民表示，特别关注电视问政节目，几乎场场都看。“因为这个节目非常好，通过问政带来了一些政府机关的效率革命。”

为了加强政府服务意识，改进政府工作作风，西安市专门成立了由13家单位组成的电视问政领导小组，直接在电视台设立办公室。由西安市政府办公厅通过市长热线、政府门户网站等途径收集整理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并确定被问政单位，邀请市民群众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西安市纪委常委何林说：“电视问政是一档很不错的新闻监督类节目，通过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们纪委及时跟进、问责，有效地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不怕揭短亮丑，我们就是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对问题的曝光，对干部作风问题的核查，进一步转变作风，打造西安铁军队伍。”

何林表示，电视问政的整改是由督查部门对曝光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对于整改不力的，纪检监察机关该问责就要问责。问政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民生九难问题和我们干部作风的改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对于曝光出来的作风问题，我们会继续加大问责力度，通过问责倒逼问题的解决。

据了解，西安电视问政开播至今，曝光具体问题近300个，向两办督查室移交问题线索672条;问责干部915人(次)，涉及人员677名。其中，党纪处分67人、行政处分108人、组织处理262人、其他问责形式处理477人。1个基层党组织、12个基层单位受到通报批评，10个基层单位、32个基层党组织向上级部门或党委作出书面检查。

④ 电视问政为何“热”而不“火”

我国电视问政节目始于2002年郑州电视台的《周末面对面》，之后武汉、兰州、西宁、长沙等地也零零星星创办过这类节目，十余年间，全国并不多见。近两年，电视问政不仅在湖北荆州、宁夏银川、湖北咸宁、浙江温州、河南洛阳等地级市纷纷展开，而且还呈现出向县（市、区）扩散的趋势，如浙江海宁、遂昌，湖北南漳、武穴等地。尽管电视问政“热”逐渐在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很难被确定为比较“火”的电视节目形态和问政方式。其发展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论从空间维度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还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首先，从空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尽管已在多个地方展开，但空间分布仍然非常“稀疏”。省级电视台特别是省级卫视频道较少涉及，多以地级市为主，目前正呈现出向县级电视台扩展的势头。然而，就全国来说总数并不多，而就某一个省市区来说，就更屈指可数了。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时间大多不固定，问政频率不高。2002年郑州电视台全国首创电视问政，但是在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全国其他城市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也是寥寥可数，其间，有的城市地方电视问政节目可谓“昙花一现”。而近两年多个城市纷纷开展电视问政，通常也只是为了配合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临时办起来，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

第二，政府官员尚难适应这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他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电视问政表面是现场的问，实质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日常工作的一种公开检验。个别行政部门和官员由于未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日常工作懒、散、软，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样的政府官员很难过电视问政的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的政府官员故意推脱不到场，有的到场了面对公众的质疑，满脸尴尬、如坐针毡、紧锁眉头等。正由于电视问政是一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政府官员短期内较难适应，对于可能遭遇的猛烈“发难”和“质疑”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的积极性，长久下去，推动电视问政蓬勃发展的阻力就会更大。将来什么时候政府官员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面对质疑和监督能泰然处之了，那就意味着他经常扎根基层解决问题，意味着他重承诺、抓落实，真正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了。果真这样，电视问政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三，电视问政效果还广受质疑。首先，现阶段公民的参政水平和政见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作为问政的主体，现场公民能否切实就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高效率的沟通，是电视问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这些提问的公民需要极强的代表性和政见表达能力。如今年2月浙江省海宁市电视台曾经播出一期电视问政节目，由于现场问题和答复过于程序化，导致问政不到位，结果就连台下的点评嘉宾海宁市委书记都看不下去了，并亮起了“黄灯”提醒现场要“问得明白、讲得明白”。而当下，像这种情况的电视问政并不仅只在海宁存在。其次，电视问政毕竟只是演播室的几个小时时间，解决的问题也极为有限，然而现实中，关系老百姓各个领域的问题举不胜举，仅仅依赖电视问政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因此，电视问政的实际作用又能有多大？是否流于形式，解决问题仅为沧海之一粟？这也是电视问政亟需破解的难题。再次，电视问政后的责任落实与督查机制紧密程度能有多大？我国著名的传播学界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曾经在参加武汉市电视问政担任现场评论员后撰文说：“电视问政期间，场上嘉宾说得最多的就是‘马上就办’、‘明天到现场处理’。这是电视问政的威力，这是上场嘉宾的姿态，自然也是广大市民所欢迎的。”问政之后，官员的承诺能否兑现，公民反映的问题能否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公民质疑声能否得以消除，这不仅是电视问政追求的目标，更是关系到阳光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主旨所在。

电视问政作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创新形式，在官民之间开辟了直接对话、问询、建议、监督的新型沟通协商渠道，遵循它的本意和初衷，必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电视问政发育并不成熟，遭遇方方面面的发展困境，总体上仍处于“热”而不“火”的阶段。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从电视节目形态本身寻找，还应看到从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官本位意识沉疴犹重，传统管制型行政观念亟待转变。我国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封建集权的历史，受官本位沉疴影响至深，导致“臣属型”的政治文化长期沉淀并根深蒂固。这也直接造成了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命令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单一运作模式的形成，行政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变成了管理和控制，社会组织和民众完全被看作是管制的对象和客体，政府凌驾于社会、公民之上，从作为受公民之委托并代其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仆人”，摇身变成了高高在上、指挥和决定一切的“主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往往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自然也就很难过得了公众检验的关。在已有的电视问政中，个别政府官员借故推脱不参与电视问政；有的官员尽管出场了，或者把节目当成本部门甚至个人的政绩报告会，报喜不报忧，或者当成演讲会、报告会，生硬地讲一些提前准备好的材料，或者带上本单位其他相关人员充当现场“帮手”，遇到棘手问题时则退避三舍；有的官员面对公众提问和质疑时难掩紧张、尴尬之态。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中个别政府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的表现，如此，在传统的管制型行政理念主导下，官与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自然顺畅地发生，难以贴近群众。

第二，公民政治冷漠延绵已久，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参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参与形式的日趋多样化，我国公民的平等意识、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热情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还应看到，我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政治冷漠和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现象，如民主选举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行为、搭便车的功利性政治参与行为，对政府行为听之任之以及维护自身权利时的“病急乱投医”行为等。造成政治冷漠的原因很复杂，有的公民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能力，有的是因为囿于传统官民文化意识的束缚，还没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主体地位，还有的是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而觉得自己难以发挥预期的影响，还有一些公民即使在参与行为中表现出积极性和热情，往往是出于冲动和从众心理，而并非出于自身权利和责任的考虑。现阶段，电视问政尚未发展成为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的节目形态，其中很重要的症结在于受众参与的问题，而受众参与的前提则是这种问政方式的形式和效果的能紧密衔接，以问政的有效性和功效感来防止过度的政治冷漠，从而使电视问政更好地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确保权力运行的公平、公平、公开，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然而，尽管电视问政现场感强、有一定的透明性，但它毕竟是在电子媒介中呈现的，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倘若再任凭问政和施政脱节，听而不闻、问而无果，那么它就很难成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实的解决手段，并极大地伤害和削减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其问政的效果自然也将大打折扣，长此以往难以良性发展。这些都是当前电视问政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现实挑战。

⑤ 网上看了问政山东节目，用的啥网络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延迟是运营商之间互通造成的，比如他们用的是联通网络，那对电信移动用户就会产生延迟，因为用户端和服务端不是同一家的网。

⑥ 举办问政节目有没有进一步扩大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规定的。
问政节目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搭嘎的。
宪法不变的话，基本权利都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