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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松石的说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编纂的四书五经中的《尚书·禹贡》曾记载古代九州之一的青州出“铅松怪石”,并被列为贡品。据后人考证,所谓“怪石”,即“似玉非玉,似石非石”,这种怪石极有可能是松化石,这也可以在明代大学士阎士选《松石记》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在《松石记》中详细记述了古青州一带,东海大竹岛中有松化石。清代大学士刘统勋曾在古青州青岛即墨马山采集到松化石,并赋诗记事。因此《尚书·禹贡》所载青州“铅松怪石”,可能是有史以来“松石”见诸文献最早的记载。松石等怪石作为贡品的传统也一直沿袭到唐宋元明清,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如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史载:“夫余国(古扶余国,地处今松花江流域)贡松风石,方一丈,莹彻如玉,其纹树形,若古松。”如清乾隆题松化石御制诗云:“康干虽岁贡,逊此一峰全。”并注云:《六帖》回纥有康干河,断松化为石。今哈密每岁贡木变石,然长不逾尺。这些都对松石作为贡品的传统作了详细记载。
及至东晋,有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叫葛洪,他在研究长生不老药时,注意并研究了一种叫石芝的木化石,并做了相关的记载。葛洪(284-344),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市)人,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他主要有《抱朴子》、《肘后救卒方》、《金匮药方》等著作行世。为华夏十大名医。因年代久远,这些著述只能在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找到一些线索,据《本草纲目·金石部》新增药物品种的考释,引葛洪曰:“石芝者,石象芝也。……石桂芝生石穴中,有枝条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尺许,光明而味辛。”李时珍曰:“贵州普定分司署内有假山,山间有树,树干枝条皆石,而中有叶如榴,袅袅茂翠,开花似桂微黄。嘉靖丁巳,佥事焦希程赋诗纪之,以比康干断松化石之事,而不知其名。时珍按图及抱朴子之说,此乃石桂芝也。海边有石梅,枝干横斜,石柏,叶如侧柏,亦是石桂之类云。”据上述石桂、石梅、石柏等形态特征考证,石芝显然是木化石。其药用价值,李时珍未作阐述,仅在其主治项下引葛洪曰:“诸芝捣末,或化水服,令人轻身长生不老。”由此可见,石芝作为木化石早在东晋医学家葛洪的著述中已有记载。
远古人们,对自然现象不可能作出科学解释,故尔把自然现象看作至高无上的神灵,从而神化自然,对顽石的产生和来历,自然也作了神化。认为“山者,气之苞,所以藏精含云,故触石而出”,即有“云根”之说;认为“负土而出,结而为石”,有“土结”之说;也有的认为“石者,落星也。”有“落星”、“雨星”之说;而松石,则往往认为由松化而成,即所谓“石者何,松之所化也。”(唐·陆龟蒙《二遗诗》序)。“天星化石,松固能之耶。”(宋·车若水《东花园石松记》)。有“松变”、“木变”、“柏变”之说。据考查,大约在唐宋时期,松石已被蒙上一层神奇的面纱,赋予神异玄怪色彩,并流传着不少关于松化为石的神话传说。
古代拔野古康干河投松化石,是一则流传最早、最广的传说。据北宋欧阳修、宋祁主持编纂《新唐书》记载:“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为拔曳古,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骨东,邻于靺鞨。……有川曰康干河,断松投之,三年辄化为石,色苍致,然节理犹在,世谓康干石者。”古代“投松化石”和以“康干”指代松石皆源于此典。拔野固,北方铁勒诸部之一,在克鲁伦、海拉尔两河北境,地近黑龙江。神秘的康干河从此成为中国松石文化在北方的重要发源地。
在浙江永康,松化石自唐朝起就闻名于世。据历代《永康县志》“古迹”、“寺观”、“仙释”等篇目记载,相传此地有千年老松,欲化龙升天。唐建中六年八月十五日,著名道士马自然自桐霍山回永康城外延真观,指着庭前古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不能化龙,当化为石。”言毕,顿时风雷大作,古松震作数段,皆成石。忽有一石拔地而起,高六七尺,大逾合围,隐隐有松鳞,以手触之,石磊磊有声,有意推之,石乃牢不可动。宋嘉泰间,于旁立亭,名曰松石馆,后屡废屡建,成 “永成八景”之一,称为“松石招云”。清王喆山《松化石》诗云:“前身夭矫似龙形,一作云根唤不醒。应有仙人来指汝,化为灵物上青冥。”古代“指松化石” 和“降龙木”的典故就出于此。浙江永康由此成为中国松石文化在南方的重要发源地。
还有一则关于岳飞“精忠柏”的传说,更具人文意义。在杭州岳王庙,忠烈祠西南有一依墙而筑的“精忠柏亭”,亭内陈列八段木化石,此即传说中的“精忠柏”。相传,南宋大理寺监狱内风波亭畔有一棵古柏,在岳飞蒙冤遇难之日突然天地不平,木化为石,坚如铁石,僵立不仆。人们认为这是岳飞“尽忠报国”精神和贤贞不屈民族气节的象征,故称之为“精忠柏”。传说,这棵古柏后来毁于兵火。清同治年间,司狱吴廷康在南宋大理寺狱址附近土中挖掘到几段已毁的精忠柏,将它们搬到众安桥岳庙,垒土为台,置精忠柏于其上,并亲绘精忠柏图,立碑纪异。1922年,浙江布政使王丰镐将这几棵精忠柏从众安桥岳庙移到岳王庙今址,并建精忠柏亭。千百年来,人们崇敬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以此来纪念岳飞。“精忠柏”的传说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松化为石 来历非凡
“投松化石”、“指松化石”、“精忠柏显灵化石”果真是唐宋遗物吗,事实并非如此。从科学角度讲,这些化石是一种属于松柏科古植物化石,在古生物学上称为 “硅化木”,论其历史,比起唐宋至今的千百年还遥远得多,至少有一亿二千万年以上。由于地壳运动,原始森林迅速被泥沙碎石埋没,在地层的压力和地热的影响下,树木就发生了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变化。当浓度较高的二氧化硅溶液渗入树木时,与树木内的含碳物质产生置换作用,就形成了木纹年轮清晰的硅化木。硅化木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广泛的分布,如中国浙江新昌、北京延庆、新疆奇台等地就有大量赋存。这些硅化木是整个地质史、生物发展史的重要见证,是不可再生的远古瑰宝。
在唐宋时期,人们对宛如现生的硅化木无法解释其来历,加上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忠臣、仙释的敬重,编出一些引人入胜的传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实,据考查,在我国古代学者中,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注意并研究硅化木了,在古代文献中已有关于硅化木的记载。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古植物的创始,应归功于中国人,中国人早在公元三世纪就已知道松树的石化现象。”
如前所述,东晋医学家葛洪,他在《抱朴子》中关于对“石芝”的研究,可见其当时已注意到像桂树一样的硅化木了,而且已对“石芝”的药用价值进行了研究。他可以称为世界上最早研究硅化木的人。
唐末学者杜光庭(850-933年),在其《录异记》中提到:“婺州(今金华)永康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坠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于水,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但坚硬。有化者数断相兼,留之以放异物焉。”他不仅描述了永康松化石的外貌特征,还探讨了松化石的成因,认为与水有关。
到了宋代,北宋科学家沈括(1030-1090年),在《梦溪笔谈》中就多次提到过各种矿物晶体、化石和陨石,“化石”一词也是由此而来,他甚至科学地解释了化石的来源,这比欧洲要早400余年。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篇中对延州(今陕西延安)竹化石有一段具体描述:“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并与婺州金华山松石作了比较研究。像沈括在文中所描述的硅化木的情景,如今在陕西延安附近地区仍有新的发现。
南宋学者车若水,在为丞相王爚撰写的《东花园石松记》中,对浙江新昌的硅化木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唐书载,拔野古国有康干河,投松三千年化为石。陆鲁望以为东阳有焉。天星化石,松固能之耶。越,接东阳也,修斋公(王爚)爱松且爱石,闻数里土人有石甚奇,惟为墙,购之。土人曰:‘不能坏墙,其地横直满谷也。 ’往验之,大有十围,长有五寻,重百钧,取而归之东园。”可见当时新昌地区硅化木储量之丰。
据北宋彭乘《墨客挥犀》记载,福建蒲田“壶山有柏木一株,长数尺,半化为石,半犹是坚木,蔡君谟见而异焉,因运置私第。”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1586-1641年),在其《徐霞客游记》卷十一下中,记叙了云南永昌府水帘洞的另一种木化石:“崖间有悬于虬枝,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他对这种硅化木的成因作了比较合乎科学道理的观察和记述。
元代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也有松化石的记载:沈存中(沈括)云:“婺山金华有松石。”陆龟蒙《笠泽丛书》:“松石为琴荐。”姜特立《松石歌》:“壶山柏木不足道,康干节理由人为。”注:“壶山有柏,半化为石,余是坚木。回纥康干河有松,人斫之投水中,三年化为石,节理皆松也。”
到清代,关于松化石的记述与认识更为清晰。京师的松化石多来自东北和山东,因此当时松石鉴赏风尚主要流行于北方各地(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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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汉代绿松石文化散论五则

郝用威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

汉代,继秦朝灭亡后兴起的王朝。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3年)东汉(25~220年)前后统治达426年之久,政权强威,经济兴旺,文化发达。在此历史阶段,中国文化面貌由此固定下来。西汉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文景之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征讨匈奴,扩大对外交往,丝绸之路出现,中央同周边民族关系得以发展。其社会文化文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呈现一片繁荣。西汉绿松石文化,从大量出土文物所见,同样承续先秦传统,在社会剧变中,有了层出不穷的绿松石新器形、品类出现,别具一格,表现威严、富丽、华美、由象征主义手法转为现实主义的意境,不但表现神仙世界,生意盎然,生机蓬勃,充满人间写实和更具实用性,巨大的绿松石饰器遗存,令人叹为观止,许多难解之谜,有待深入研究和逐个解密。在这里仅就汉代绿松石文化散论数则。公诸同好。

一、绿松石在汉文化内核展示中不可或缺

汉代艺术既有恢弘大气,又继承楚文化的乡土本色。由几件汉代工艺品中出现的绿松石饰器可以赏析绿松石文化的艺术具像之华丽和意味深长。

1965年定县三盘山发现的中山康王刘昆侈墓(M122)出土葬品甚多,其中一件作为车伞盖柄,称为镶嵌绿松石金银错狩猎神仙祥瑞纹铜车饰[1、2],长26.5cm、直径3.6cm,竹管状,中空,原来按木心,为车伞盖柄。表面凸起的轮节,将器面分为四段,各用金银错,嵌绿松石、填漆等方法装饰有125个人物、动物形象。四段纹饰不尽相同,但内容都与畋猎有关,每段镶嵌有圆形和菱形绿松石,总共达71颗,其中圆形45颗、菱形26颗。纹饰精细,金碧辉煌。金银丝细如毫发,鬼斧神工,为西汉装饰艺术品登峰造极之作(图1)。

四段纹饰均在缭绕山峦、花草树木的云气中。第一段三人骑行在大象背上,并有羽人、龙、马、熊、兔、鹿、鹤、飞鸟等,在大象后面的地面上还有一只伸出长颈的乌龟在爬行。第二段,一骑马猎人,反身射虎,还有大量飞禽走兽。第三段一人骑骆驼背上,同样出现飞禽走兽。第四段,一孔雀开屏,昂首鸣叫,还有较小的孔雀呼应,同样有许多飞禽走兽相伴。

图1 镶嵌绿松石金银错狩猎神仙祥瑞纹铜车饰

〔河北定县三盘山中山康王刘昆侈墓(M122)出土〕

1—铜车饰;2—纹饰展开图

西汉当年辞赋大家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前118年)一篇《子虚赋》,[3、4]由蜀人奏汉武帝,读后非常喜欢而叹:“朕A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知系司马相如之作,当即召见。司马相如回说是他作品,然而写诸侯的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写《游猎赋》,赋成上奏,武帝大为赏识,授为郎,即侍从。辞赋用极铺张的手法,描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壮观,场面宏大,文辞富丽,虽托言楚王,实实在在叙述当时景物和狩猎盛况,竟然在短短一节车饰上,汉代艺术家们用艺术的夸张手法,将奇禽异兽和猎手们的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特别是镶嵌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有规律地散布在纹饰中,更为增添了帝王苑囿仿东海神仙的氛围,云气纹衬托,反映出要成仙升天的欲望。汉赋已成绝响,这件铜车饰的艺术形象将永久留存人世间。还有镶嵌绿松石朱雀衔杯(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立鸟铜壶(涟水三里墩西汉贵族墓出土),无不蕴藏着楚文化的原始活力和传统的浪漫幻想,有别于北方、西南方边外民族的艺术,有了新的创造和诠释,从而形成了汉代的艺术传统。

二、诠释汉代鎏金铜斛铭文“青碧”与镶嵌绿松石同现

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收藏镶嵌绿松鎏金铜斛(图2)[5],高32.5cm、口径35.5cm,托盘高9.5cm,盘径57.5cm。

盖上有凸起的宽带纹两道,靠里一道本有三只鸟,一只遗失,二只仅剩下足部,盖中心有四瓣叶纹,中安一扭,已失。斛身有四道凸起的宽弦纹带,腹部有对称的三个兽首的衔环,制作精细。斛及盘各有三个足为三只熊,熊的前右足托盘(图3:1、2),左后足跪地,前左足扶膝,昂首张口,托斛的三只熊较前者略小(图3:3、4),前足均扶在跪地后两足的膝上。熊身上都镶有绿松石、水晶石,镶孔分为椭圆形、桃形两种,大都已经脱落,有见孔内涂有一层朱砂。熊身上的毛用极细的阴刻曲线表现,给人以真实感,熊体中空,盘边下刻有铭文62字,全录如下:

图2 镶嵌绿松石鎏金铜斛

(摄自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

图3 镶嵌绿松石鎏金铜斛蹲熊足

(摄自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

1、2—托盘蹲熊;3、4—托斛蹲熊

“建武卄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湅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氾、承萌、命史郧主。”铭文“建武卄一年”,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相当公元45年,蜀郡王室行政管理体制相当完备下,监造王室御用的鎏金铜斛及托盘,以蹲熊为足,镶嵌青碧(绿松石)、闵瑰(水晶),以及托盘的尺寸,制造各道工序的责任人和领统管理人等。这里的“青碧”即绿松石当时的称谓,也是目前最早名物共同出现的器物。闵瑰,即玟瑰,颜师古(581~645)注“玟瑰,美玉名也”。可能是指红玛瑙、红水晶之类。蹲熊身上脱落镶嵌物的孔内显现涂有朱砂,将无色透明的水晶嵌在孔内,自然映出红色。即闵瑰为红水晶是也。因而“青碧”一词早在战国、西汉时期已出现了。

进一步探讨“青碧”即绿松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碧,石之青美者”。[6]《山海经》一书共十八卷,非同一时同一人所作,有云十四卷为战国初期、四卷为西汉时期作品[7]。其中《西山经·西山次二经》:“又西百五十里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雄黄,其木多椶,其中多磬石、青碧”。全引此段的缘由:所有名称,都是指具体的实物。因而“青碧”一词早在战国、西汉时期已出现了。

又《后汉书·西域》[8]卷一一八:“大秦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郎玕、朱丹、青碧……”。这里的“青碧”为物名,与建武卄一年鎏金铜斛的铭文中“青碧”相对应。无可置疑,“青碧”即汉代,甚而战国时期的绿松石的称谓。

三、昆仑山“碧树”与哈密绿松石矿对应

西汉·刘安等《淮南子·形训》[9]卷四:坠有“碧树”。东汉·高诱注:“碧,青玉也。”但《说文解字·玉部》:“碧,石之青美者”。“碧树”的“树”字有种植之意,高诱没理会,只指“碧,青玉也”。今新疆哈密地区有绿松石矿,遗留许多古采坑。因为似有所指。但绿松石非玉类,而许慎将其定位为“石之青美者”,即美石中的一员。

四、会无县东山出碧、青碧,河中、穴出碧珠皆绿松石

西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上:“越嶲郡会无。”唐颜师古注:“东山出碧。”宋《太平御览·珍宝部八·碧》,卷八〇九[10]:“引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越A会无县马河畔有祠,河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晋·常璩(291~361)《华阳国志·蜀志》[11]卷三:越嶲郡会无县“故濮人(殷周时期古族名)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河中有铜胎,今以羊祀之,可取,河中见存。东山出青碧。”先民有以绿松石珠饰随葬的习俗,濮人冢因年久被水冲刷,墓穴洞开,或将葬品落入河,因而穴中或河床中可见到随葬的“碧珠”,应是绿松石珠。

会无县为今四川省会理县,境内有著名的大型拉拉铜矿,属细碧-角斑岩有关的火山-沉积变质岩型铜矿床,矿体似层状,透镜体、矿石呈条带状、浸染状。矿石的矿物组合以铜矿物为主,亦有孔雀石、磷灰石等。虽未见有绿松石的报道,但硫化物床氧化带,或其旁地质条件,具有形成绿松石的可能性,或因绿松石为次生淋滤作用形成,一般赋存在铜矿床的氧化带中,地下水位之上的部位,也许早经采集而枯竭。如古人所云会无县“东山出青碧”,“东山出碧”、“河中有碧珠”、“穴有碧珠”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五、“缥碧”、“绿碧”为最早表述绿松石的颜色变化

《文选》卷四载张平《南都赋》:“绿碧紫英”句,李善注引《广志》“碧有缥碧有绿碧”。所谓“缥碧”指淡蓝色或月白色,而“绿碧”。即绿色为基调而变化的色调。正符合绿松石的多色调变化的特征,有天蓝、深蓝、淡蓝、湖水蓝、蓝绿、苹果绿、黄绿、浅黄、浅灰、月白色等。因而“缥碧”最早道出绿松石色调变化的特征。

六、结语

1)绿松石在汉文化内核展示中不可或缺。

2)建武卄一年,鎏金铜斛的蹲熊镶嵌绿松石,与铭文“青碧”同现,即汉代绿松石的名谓。

3)“碧树”,与新疆哈密产绿松石对应。绿松石不是玉类而是美石类。

4)史书典籍记载会无县有“碧”、“碧珠”、“青碧”。会无县今之会理县西南有既大且富的拉拉铜矿床,被誉为“铜都”。按地质背景,具备生成绿松石矿石条件,因此“碧”、“碧珠”、和“青碧”均为绿松石。

5)“缥碧”、“绿碧”为我国最早对绿松石颜色变化的表述。

参考文献

[1]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文物,1973(6):66~72

[2]巫鸿.谈几件中山国器物的造型与装饰.文物,1979(5):45~50

[3]梁·萧 统.文选 卷四、七、八.上海:上海书店,1993,50~55,102~113

[4]西汉·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91

[5]方国锦.鎏金铜斛.文物参考资料,1958,69~70

[6]汉·许慎撰,清·段王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书店,1992

[7]清·郝懿形,山海经笺疏.成都:巴蜀书店,1985

[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卷一百十八

[9]西汉·刘安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0

[10]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八〇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39~94

[11]晋·常璩撰,任乃强核注.华阳国志校A图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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